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咨询机构凯捷新近公布了《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富豪人数锐减15%，创下了该机构发表年度报告13年以来最大跌幅。但中国内地富豪人数首次超过英国，上升至全球第四位，甚至有望在2013年超越北美。
中国人喜欢和别人比“多”。有着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数量上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在世界上能拿名次的事不多，这次富豪数量跃入世界第四足足让一些人雀跃了一把，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和别人比总量。中国面积世界第三（美国人说他们第三），人口第一，资源储量处在前列，高速公路总长度世界第一，铁路总里程世界第一……如此云云，反正中国就是大。
记得温总理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任何小事乘以十三亿就是大事，任何成就除以十三亿就是小事。中国的现实就是总量遥遥领先，人均则世界倒数。此次中国富豪“赶英超美”，不久的将来可以说，在富豪数量上中国又多出一个“世界第一”。
一般提起富豪，很多人就会说“仇富”。任何事情只要沾上“富豪”这个字眼，基本上就是个新闻了。任何新闻事件只要富豪一掺和进去，舆论立马转向。有关“富豪相亲”、“宝马撞人”、“富豪雇凶杀人”等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富豪”俨然是一个曝光率极高的词语。媒体似乎钟爱用“富豪”调戏公众的情绪，并且屡试不爽。仔细思考，公众对“富豪”的感冒不能归结为所谓的“仇富心理”。
富豪数量的全球逆市“井喷”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当年，邓小平在搞改革开放时说道，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确实有一些人先富起来了，但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带动后富。社会贫富差距反而因此拉大，成了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当然，一部分人先富的社会意义还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值得思考的是，在我们制度这么优越的国家里，富豪们就怎么比不上西方的资本家呢？十年来，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将全部个人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股神巴菲特也捐出85%以上的个人资产，而中国富豪的慈善事业却“刚刚起步”。中国的第三次分配已经严重断层，财富的大量集中已达到惊人的地步。有媒体称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虽然有人质疑其中的水分，可是财富过度集中已是不争的事实。该反思为什么会有如此差距。
有人说这是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差距。美国发达，钱多，美国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的慈善意识。而我们中国，穷，落后，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处级阶段，富豪还没有养成做慈善的习惯。这些理由貌似很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事情的核心不在于此。
很简单，是人总是有人性的。钱自然是越多越好，人都有一种物质占有欲。美国人捐钱多，难道美国人天生就高尚？笔者表示质疑。因为这不是一个高尚不高尚的问题，而是一个税法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发到国家都有遗产税，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在实行。通俗讲，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如果把财富留给后代，那么他们将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甚至可能达到一半还要多。对他们来讲，向国家缴税还不如捐给社会，做慈善是不缴税的，更重要的是做慈善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社会名望，甚至能“流芳千古”。权衡利弊，还是捐出去最划算。
有人又会说，遗产税不符合国情在中国行不通。如今，“不符合国情”经常充当挡箭牌的角色。只要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就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只要对自己不利事就以“不符合国情”进行阻挠。这就是某些人的思维逻辑。
还是那句话，中国富豪人数“超英赶美”并不代表国民整体富裕程度，其背后还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显露出来的是社会性硬伤。（大河网）
呼唤“共富时代”
近日，在一次朋友小聚中，笔者的一位女性友人向在座者大倒“苦水”：结婚五年有余，老公的收入尚属不菲，但二人名下资产实在少得可怜，至今仍然居住在租住房中。追问原因，原来她的丈夫出身安徽山区，自打大学毕业后就成了农村家中的经济支柱，不仅要供弟弟读书，而且哥哥结婚、做小生意的成本，甚至姐姐出嫁，也全都是他这个弟弟“掏腰包”。“没办法”，女友说：“他们农村太穷，当初为供他读书，他哥哥、姐姐也是很早就缀学，干农活凑钱给他读书上大学。”
“先富”与“共富”，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而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已经在中国老百姓家庭中率先得到了贯彻。事实上，中国有许多贫困的农村家庭，都像前述女友丈夫家一样，集中全家人的资源和能力，去培养那个相对学习成绩比较好，比较有出息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也会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将自己获得的资源“反哺”其他家庭成员。
“先富”带动“共富”，“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样。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推动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国策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官方的思路，这个“先富”提法只是路径手段，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诉求点。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一部分中国人迅速富起来，“两步走”中的第一步已经实现。日前“出炉”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但“高净值个人”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美日德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富豪财富倍增、人数位居全球第四的喜人局面充分表明，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良性和快速的发展轨道，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成效卓著。
但是，“先富”的人如何带动全民“共富”，这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紧要课题。尤其是在高速增长之后，我们不能忽视“经济之腿”和“社会之腿”存在的“瘸腿”现象。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掩盖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等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富豪人数的增长，并不能消除中国富豪在慈善榜上难觅踪迹的尴尬。
在“先富”带动“共富”这一环节上，笔者比较佩服女友的丈夫———在他日子相对过好了之后，确确实实履行了当初的承诺，把财富“反哺”给其他家庭成员，带动大家一齐过上好日子。而反观中国大多数的富豪们，他们宁愿把钱用在“炫富”、购买大量的奢侈品上，而很少愿意将财富“反哺”社会，为慈善事业多做贡献。中国的富豪们应该认识到，他们财富的取得不仅来自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财富意味着社会责任，财富越多，责任也就越大。
由“先富”进入“共富”时代，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更迭调整。这一点，从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上可以看出，“共富”时代的舆论造势已渐趋加强。而为了达到“向共同富裕转型”，政府也已经启动了多项相适应的政策：加大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力度，解决“看病难”；采取提高国家课程不收费教科书补助标准等办法，解决“上学难”；大力推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解决“住房难”；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框架……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裴然，已经到了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刻。然而，“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其中，缩小贫富差距、扭转分化趋势是当务之急。“共富时代”如何实现“财富分配的和谐”无疑将对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形成一次巨大的考验。政府应通过合适的方式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效率、保障社会公平。而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来说，则应该心存感恩，明白财富来自于社会、就要回馈社会的道理，多去帮助别人。一个社会只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穷人们感到他们不是越来越穷，而是与多数人一样，正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这时，离我们所设想的和谐社会也就越来越近了。（上海金融报）
呼吁缩小贫富差距
昨日，胡润研究院发布十大城市新贵族消费门槛报道。报告显示，北京地区新贵族的消费门槛为8700万元，居六大城市之首。六大城市新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房产占其拥有财富的一半。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他表示，该项报告的统计方法并不科学，新贵族的消费实际上很有限，其所谓的消费项目多属于投资性行为。
“消费，是指一时期中那些完全用掉或者消耗掉的物品”。 曹建海说，新贵族豪宅的购买和收藏不能称之为消费，除去其已经消耗掉的房屋和装修折旧，其余部分应该是属于基于未来消费的投资行为。“房屋只有在自住性的前提下，才能称之为消费，新贵族购买的多套豪宅显然超出了自己的居住需求。豪宅只是将货币转化成了一种实物形态，这些新贵族极有可能在房价上涨之后，高价出手，收回前期的货币支出，所以豪宅购买应属一种长线投资。”
关于豪宅中收藏的瓷器和玉器，将来获得高额回报的可能性更高，是可长期存放的艺术品，属于艺术品投资。曹建海表示，这些作为新贵族消费的主要项目都不是被消耗掉的、不可收回的，因而同样不属于消费的范畴。
他指出，这种渲染和炒作不科学的新贵族消费门槛，一方面会加大社会的仇富心理；另一方面也认可了所谓的“新贵族”刺激消费增长的提法，促长了这种不思回报社会、但仍然促进社会发展的敛财攀比之风；此外，以“新贵”为基准的消费门槛容易误导社会的消费预期，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房价的不健康上涨。
“富豪购房不是一个常态，每年购房显然不能归结到消费范畴。由于一个人的消费物质资源的局限性，富人的真正消费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同时，贫富差距较大制约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大部分的钱消费不出去，造成了我国过高的储蓄率，而绝大多数贫穷人群空有消费欲望而无消费支付能力，造成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曹建海呼吁，应尽快通过合理手段调节分配，减少贫富差距，让普通人的消费欲望通过调整收入得以实现，让中国的消费动力能够真正释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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